在我们习惯的意识中，经常会把团队精神作为一个文化问题。应该说，这是一种错误。团队精神首先是一个组织问题，然后才是一个组织文化的问题。什么意思呢？我理解，团队精神其实是一个组织共同的价值观问题。譬如说我们要干什么样的事情，按什么程度去干，干到什么程度，因此我们必须在推进这项事业的时候遵循什么准则等等。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彼得?圣吉在其著作《第五项修炼》中提出企业“共同的愿景”，意思是说一个企业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目标能够引导大家共同去追求、去努力。这种提法是合理的。它的合理性在于明确了企业目标是企业形成团队精神的核心动力。
    企业是一个人群组织。于是，我们可以开始设想，维系一个人群组织正常而高效运动的必要条件会有哪些？所谓必要条件就是说，如果有哪一条不具备或者出现问题，这个组织就会出现问题甚至土崩瓦解。那么，企业这个人群组织它所需要的缺一不可的必要条件都有哪些呢？
    第一是利益。完全从人性而言，人类任何一个组织的延生首先是基于人类彼此存在共同的需求，或者说是共同的好处，例如，原始社会，人们因为要共同抵御野兽的袭击，因为只有共同的狩猎才会有收获，所以就结成部落，又例如封建社会，饥苦的农民因为想要过好日子，所以就结伙起义。包括进入工业社会之后，雇员因为要维护自身的利益，对抗资本家的过度榨取，所以要结成工会，从这样的分析判断，我们不难看出，任何人群组织其实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相同的利益要求是一个组织产生的首要前提。没有这一点，任何组织都不可能产生。
    于是，所有的企业都面对一个问题，如何来确定大家认同的利益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去说加入企业的每一个人具体会得到什么，因为这里面有几个问题要解决：一是企业要干什么。只有当企业的加盟者都知道企业要干什么和要干到什么程度以后，大家才能判断这件事是否能够成功，自己是否能够得到好处。这是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第二个要解决的问题是企业总在不停的发展状态中，它的事业方向可以是不变的，譬如IBM是做计算机产业的，它可以50年、一百年不变的从事计算机产业，但它的事业目标也就是要“干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却总是不断提升和变化的，所谓“得寸进尺”。组织和人一样，旧的欲望被满足，新的欲望又诞生，否则，大家就失动动力。
    所以，一个企业要吸引人，要使被吸引的人乐于提供热情而积极的工作，使这些人形成一个有效的群体，形成我们所说的团队精神。企业要达成这样一种效果，它的第一任务就是要确立一个目标。这个事业目标既是企业对员工的一种利益吸引，也是对大家行为方向的一种界定。否则，大家到这个企业工作的目的就不明确，进入之后的行为方向也不统一。尽管我们无法告诉每一个人他们具体将得到什么（这个问题应由企业的激励制度去规定），但我们至少可以让他们相信这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
    正如王小波、李顺起义的时候必须告诉参加起义者他们的目标就是“均贫富”，正如毛泽东当年告诉广大农民参加革命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按需分配”。
    所以，组织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企业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脱离利益，准确说是脱离共同的利益，组织将不复存在。而企业目标是利益的提示，因此它绝不是文化问题而应该是组织问题。
    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是相同的”。我们不妨去研究一下今天取得成功的那些中外企业，他们都表达出很多共同的特征，其中一条就是他们都具有明确的企业目标。相反，倒是那些没有明确目标或者目标多变或才目标虚幻空泛的企业往往遭爱重创。这其中的道理在哪里？
    改革之后的中国，有几个地区是值得我们研究的。这些地区分别是江苏、浙江、广东、北京，它们分别于不同时期产生了一批企业群落。在江苏、浙江，80年代初期开始，由一批批精明的农民创办出一批批企业。他们的特点是往往从一个产品人手，从城里请来工程师，利用简陋的设备、厂房和农村廉价的劳动力，以低成本低售价的策略把城市中的国有企业冲得岌岌可危。他们没有什么企业目标和理念，解决劳动力就业和赚钱在他们的企业里代替一切。这批企业到90年代的时候就基本踪影全无了，农民的努力使这些地区广大的农村越来越像城市，这是他们值得自豪的历史贡献。他们中间有一些今天存活下来并且有很大发展，譬如我曾经去过的浙江万向集团，令人敬佩的鲁冠球先生从他创业一开始，与众多乡镇企业不同的就是他有一个十分明确从汽车配件人手最终进人汽车产业的目标。还有宁波的雅戈尔集团，它的总裁李如成先生从替上海的服装企业加工衬衫的那一刻开始就有借船出海、最终形成自己服装产业的目标。江、浙的乡镇企业无非两类，一类是捞一下眼前好处不想未来的，一类是有明确目标的着眼未来。10年过去之后，我们很容易看出两类企业的差距。
广东的企业提供另外一种类型启示，他们也是以一种企业群落的方式产生的。广东的企业绝大多数是以向内地进行贸易活动，或者向香港以及海外企业提供加工业务赚到原始积累的。他们把赚到的资本和从香港人那里学来的管理经验投人到实业之中。当然，也有相当一批依然从事着类似炒地皮、走私电子产品之类的投机生意。也是十年过后，今天能够有相当实力、影响全国市场的广东企业是康佳、TCL、科龙、乐百氏、华为、万科等等。而那些目光短浅的企业却成群结队倒下去。广东企业群落的历史贡献在于他们至今仍然是全中国人民就业的天堂。
    北京的企业我们更多的关注应该放在中关村。在北京西北部的这条不足十里的长街，今天也许是中国与世界联系最紧密、被世界关注最多的地方。尽管我们已经拥有广东深圳、上海埔东这样的经济特区，但以国土面积、人口数量、投人资本金额以及最终创造的价值而言，中关村无疑会是中国的奇迹。中关村从80年代初诞生第一家企业开始，今天已有数千家企业。我们几乎找不到有哪家企业是手里握有大额资本起家的。但中关村的企业今天在创造年营业额几百亿的业绩，把中关村这个历史上被人公认的科技文化中心同时也变成一个经济中心。中关村的企业与江、浙地区、广东地区的企业都不相同，中关村的企业用知识与信息发财。但是，能够活到今天并且依然保持着良好发展势头的，只有联想、四通、北大方正这样一些有明确目标的企业。
    产生在上述地区的企业群落现象是中国改革之后最值得研究的经济现象，因为这是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与当代商品经济最早大面积接轨的地区。
    从1996年起，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经常会这样描述自己的企业，他说联想是一个长跑选手，或者说是立志做一个长跑选手。联想集团发展的实际情况也是这样的。9O年代之前，在中关村的众多企业中联想并不起眼。尽管它也创业于1984年，但是比联想集团发展速度更快的企业还有五六家之多。但是，10年一个单元过后，联想脱颖而出了。于是我就想，长跑选手和短跑选手的差别在哪呢？除去短跑追求爆发力而长跑选手追求耐力之外，还有一种差别就是长跑选手可以把目标放在心里，而短跑选手则必须把目标放在眼前。
    我们还须把问题的讨论拉回到目标的作用上。我无意分析作为贸易类型的企业它对目标的要求是怎样，这不是我写作本书的目的。但是，作为以实业为主的企业，也包括商业服务类企业，甚至包括金融保险类企业，我想，它们的设计应该是长跑选手的设计。如果松下公司朝秦暮楚，今天致力于电器，明天转而从事房地产，我们很难想象最终会是好的结果。
    那么，目标对于这个企业来说至少有两层作用：第一层是决策前提作用。我们的企业每时每刻都在运动之中，无论成长与衰败，企业都是运动状态的。运动中的企业，经营者们需要不断进行决策。没有目标的企业会永远“走一步看一步”，会永远处于投机和侥幸的状态中，风险概率会大大提高。在全世界普遍进入战略竞争年代的时候，一个没有目标只有赚钱欲望的企业就好比一艘无舵的航船，随波逐流之中难免触礁。所以，企业目标是企业决策的前提。
    企业目标的第二层作用在于它是企业形成团队精神的核心动力。既然我们承认企业是一个组织，既然我们承认企业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既然我们承认目标是一个企业对它的全体成员的利益承诺，那么它自然也就成为鼓舞大家斗志、协调大家行为的核心力量。
    20年以前的中国人去一个企业工作的时候是没有什么选择的，因为政府分配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那时候我们不必想这个企业的目标是什么，反正只要去了以后每月就发工资。20年以后的中国很多事情已经变化了，我们必须思考自己要去的这个企业是干什么的，它的目标是什么，有没有我的利益。人们在根据自己的判断来选择，这是中国的进步。就像婚姻自由是中国的进步一样，职业自由也是中国的进步。而最终左右大家选择的其实是企业目标，是彼此之间共同的利益关系。     确立企业目标不再是文化问题，不再是过去我们常见的空洞说教，它是企业团队精神的第一要义。